从实验室里的一个发现，到医院里真正开出第一张处方，需要多久？答案是：十几年。
2026年3月16日，北京友谊医院成功开出全球首张用于治疗丁型肝炎的抗体类药物处方——立贝韦塔单抗。这标志着我国首个丁肝治疗药物已正式进入临床应用阶段，实现了从“靶点机制”到“药物创制”全流程自主创新的突破。
而这张处方的源头，要追溯到2012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的一项基础研究：李文辉团队在全球首次发现钠离子牛磺胆酸共转运蛋白（NTCP）是乙肝和丁肝病毒感染肝细胞的关键受体，为乙肝/丁肝新药研发开辟了全新靶点和作用机制。
从“发现一个受体”，到“研发一款药”，再到“真正用于患者”，背后是科研团队十余年的坚持，也是北京围绕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建立起的全链条机制。
如今，这样的故事，正在北京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制度赋能，让科学家敢蹚“死亡谷”
“一款药可能要经历几十步研发流程，只要一步不扎实，后面都有可能失败，”李文辉说。
在生命科学领域，从实验室到产业端，中间横亘着一道业内公认的鸿沟——“死亡谷”：高投入、长周期、强监管让无数创新项目止步于产业化前夜。而立贝韦塔单抗作为北京“政产学研医用”协同创新的典范，最终能走向临床，离不开北京为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体系支撑。
2015年，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的支持下，李文辉和隋建华团队合作研发出了立贝韦塔单抗原型分子，并与另外两位北生所科学家联合创办了华辉安健(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辉安健”），正式启动创新药成果转化。“关键阶段，北京市医药健康产业投资基金的及时注入，为药物后续临床研发提供重要支撑”李文辉介绍。
近年来，北京持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出台《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5—2027年）》等政策文件，围绕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资产单列管理、“先使用后付费”等开展先行先试改革。这也是华辉安健团队拒绝将专利出售给知名药企，选择主动下场在北京创业的重要底气。
如今，立贝韦塔单抗已正式进入临床应用阶段，团队正在推动该药物在蒙古、巴基斯坦等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应用。北京的制度供给正让科学家敢创业、能创业、并且能创业成功。
场景牵引，为硬科技找准“市场门”
同样是科学家创业，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原子系综精密测量团队的杨仁福，对实验室的创新成果转化有着深刻体会。
实验室里，杨仁福向记者展示的正是由北京科微量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微量子”）团队量产的微型原子钟。“这是我们研发的微型原子钟，它的体积仅为国际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功耗仅为六分之一，却能实现‘50万年至100万年误差1秒’的超高精度，适合为北斗导航、无人驾驶、低轨卫星通信等应用提供核心时间基准”，杨仁福介绍。
技术再硬，没有市场入口也难以落地。幸运的是，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的牵线搭桥下，团队不仅成功对接产业应用端，还在2024年就实现了收支均衡，成功完成从实验室技术到市场化产品的跨越。
如今，科微量子也进入到“产品找人”到“人找产品”的新阶段，而团队孵化的企业在里德堡原子传感系统及接收系统工程化开发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第一，成为量子科技较早实现实际应用的细分赛道头部企业。
平台托底，为硬科技省下“第一桶金”
北京大学先进集成光子芯片实验室常林教授团队历经五年潜心研发，成功将曾获诺贝尔奖的光学频率梳技术，从昂贵庞大的台式设备，微缩集成到一颗比米粒还小的芯片上。这项突破使得光频梳这种以前仅用于引力波探测、光学原子钟等高端科研的工具，成本降低了3至4个数量级，从而解锁了其在AI算力光互连、商业航天等领域的巨大应用潜力。
然而，高精度芯片封装测试所需设备动辄数百万元，对初创企业而言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巨额投入。常林表示：“在封装测试的研发阶段，我们需要用到多种大型设备，但很多设备在产品定型后就不再需要了。”关键时刻，由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支持建设的共享光芯片封测平台成为“及时雨”，为常林团队孵化的启明光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产品定型，节约了宝贵的“第一桶金”。据悉，该产品预计在2026年下半年有望量产。
三个团队，三个领域，三种路径——但它们共享同一套“北京方案”：制度赋能解决“不敢转”，场景牵引解决“转不顺”，平台托底解决“转不起”。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累计支持技术转移机构100余家，以及各类概念验证平台、共性技术平台、标杆孵化器和中关村特色产业园，初步形成覆盖成果挖掘、评价验证、交易撮合、企业孵化、场景应用和产业承接的转化服务生态。
这是北京用制度、平台和服务，为基础研究成果转化铺就的“快车道”，也是科学家们跨越从“1”到“10”的死亡谷最强底气。